二、没有牧歌的童年

    从记事起，陈正雷就感觉自己的这片天空是那样狭小。

    不错，天空是蓝色的，阳光灿烂，春日融融。可是，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，小陈正雷却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，一边割草，一边在阳光下尽情地歌唱；或像别的孩子那样，一边在黄河滩上放牧牛羊，一边悠闲地吹奏短笛。那时流行着许多革命歌曲，像《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》、《王二小》等，都是孩子们爱唱的。可是小陈正雷却不能唱，也不能和孩子们一起玩耍，因为他是“反革命子女”，因为他家是地主，他们家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受人管制，受人监视。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别的孩子玩耍嬉戏。

    父亲去世后，为了给父亲办丧事，大娘和母亲就把父亲留下的两栋房子卖了一栋，孤儿寡母一家四口人住另一栋。

    没了男人的家，就像没了顶梁柱的房子，四壁徒墙，茅草盖顶，哪经受得住风吹雨打？大娘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，年老体衰，地里的农活早干不动了，只能到场上干些晒晒谷子的活计，在家里做饭、喂猪，干些家务活。母亲虽然年轻，却没怎么做过农活，从城里的少奶奶一落千丈，成了农村的“地主婆”，不得不干最苦最累的农活，那罪真是难挨！每天母亲从地里收工回来，看着她被压肿的肩膀、布满血泡的手，陈正雷不由得哭了。

    姐姐比陈正雷大十多岁，虽然不是陈正雷的亲姐姐，却是从小跟大娘长大，感情很深。她待陈正雷比亲姐姐还要亲，从小就抱着他玩。等陈正雷会走路了，她就带着他下地帮母亲干活，带着他到黄河滩上挖野菜、拾柴火。当陈正雷受小伙伴欺负的时候，是姐姐为他擦干了眼泪。

“小雷，别哭。男孩子，不能哭！”

    姐姐读过高小，识文断字，写一手漂亮的字。她经常给陈正雷讲故事，还教陈正雷认字。1955年，姐姐已经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，能帮助家里干些活计了。

    这一年，农村工作组进驻陈家沟搞合作化运动。工作组的同志看到陈正雷的姐姐有文化，字又写得很漂亮，就对她说：“你是革命青年，虽然生活在那样一个家庭，可是你和他们不一样。我们是讲阶级的，你的出身很苦。我们更看表现。你应该出来工作，应该跟他们划清界线。”

    能出来工作，当然是好事。可是要离开这个“地主家庭”，和自己的娘、弟弟划清界线，这让不满17岁的姐姐很为难。一连几天，姐姐都满腹心事、闷闷不乐，干活也提不起精神来。

还是大娘看出了端倪。在她的百般询问下，姐姐终于吞吞吐吐地道出了实情。

“娘，我不愿意离开您！不愿意离开小雷！”姐姐哭着扑到了大娘的怀里。

    看着怀中的女儿，大娘也不由得老泪纵横了。丈夫去世，已经给了大娘沉重的打击，让她一夜间愁白了头。现在，跟自己生活多年，情同亲骨肉的养女又要离开自己，这让她已经破碎的心怎能禁受得住？

“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？……”大娘抚摩着女儿的秀发，喃喃地絮叨着，“我一直想，你爹没了，这辈子咱们娘俩是个依靠……唉……”

“娘，我不走……”

这一夜，大娘和姐姐都是彻夜未眠。天方黎明，大娘就叫醒了女儿。

“我不能拖累你，误了你的前程。你去工作吧，总比跟着我们受罪强。”

“娘……”姐姐扑到大娘的怀里，又哭了。

“只要你心里有娘，有小雷，常过来看看我们，娘心里就知足了。去吧，好好工作，将来嫁个好人家，有个好前程，娘就安心了。”

……

陈正雷也被惊醒了。不满六岁的他还不太明白大人的事情，不明白姐姐出去工作为什么要哭得泪人似的。

“姐，你能带我去吗？”

“带你去，带你去……”姐姐亲着陈正雷的脸，哽咽着说。

    过了没多久，姐姐参加了考试，被录取到了温县银行工作，她要正式搬出这个家，住到县城银行的宿舍里。大娘和母亲要送行，可是，姐姐不让，说让人看见不好。陈正雷执意要送出村子，姐姐同意了。

告别了大娘、母亲，姐姐背着铺盖卷，拉着陈正雷的小手走出了家门。

    正是五月，地里的麦苗已经拔节、抽穗，到处是滚滚的麦浪。姐弟俩出了村口，走过村南的小蟒河，再往前不远处，就是莽莽的黄河滩了。五月的黄河波涛汹涌，黄河滩头野草丛生，杨柳如烟，不时有一行行大雁从天空飞过，传来阵阵雁鸣，应和着河滩上的马鸣牛吼，让人感到空旷、寂寥。远处的麦子地里，偶尔会蹿出一只野兔，不紧不慢地在乡间道路上跳跃奔跑……微风从黄河上吹来，带着野草、鲜花的清香，让人沉醉。

陈正雷从记事起，就喜欢这黄河滩清新的空气，喜欢这里的野草鲜花，喜欢春天黄河岸边依依的杨柳，喜欢草丛中飞溅的蚱蜢、青蛙、野兔……只有在这空无人迹的河滩上，陈正雷才感到心胸舒畅，才能忘记生活中的烦恼。

“姐，你可常回来呀。咱们到河滩上玩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姐，你走了，谁教我认字呀？不过，明年我就该上学了。”

“教你的字还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……

    姐俩走到大路上，该向西边温县城方向走了。从陈家沟到温县城有五公里，没有车，农村人都是骑驴、坐马车，或走路进城。姐姐让陈正雷停下来。

“小雷，你回去吧。”

“不，我站在这儿看着你走。”

见拗不过陈正雷，姐姐只好放下行李，蹲在地上，拉着陈正雷的手嘱咐道：“小雷，姐这一走，娘和妈就都靠你了。你可得听娘的话，听妈的话。”

千叮咛，万嘱咐后，姐姐含着眼泪，毅然背起行李走了。走出老远，她又回过头来，向陈正雷挥手：

“小雷，回去吧。听娘的话！”

“姐，你可常回来！”

……

    和姐姐告别的场景，永远地刻印在陈正雷幼小的心灵里，对姐姐的感情成为他永生难忘的情愫。

姐姐离开了陈家，参加了工作。过了不到两年，经别人介绍，她和一位同事结婚成家。她的爱人是温县西北边博爱县人，两人成婚不久，她就跟随爱人调到博爱县工作。在温县的时候，姐姐还经常偷偷回家看看；到了博爱县，就不常回来了。这年，陈正雷也上了小学。

    上个世纪的50年代，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：镇反、抗美援朝、三反五反、土地改革、互助组、合作社、人民公社、大跃进、反右……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新中国就像一个奔跑着的巨人，步履豪迈、粗犷、刚健，雄心勃勃，却又不免莽撞、盲目。在这历史列车的飞速运行中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命运，就在这一个一个的运动中颠簸、摇摆，演绎出各种各样的故事。

    在河南温县陈家沟，人们也在经历着一个个运动，跑步向共产主义迈进。从互助组到初级社，从初级社到高级社，再到人民公社、大跃进，仿佛一下子就进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：超英赶美、大炼钢铁、吃食堂、放“卫星”，到处红旗招展，热火朝天。然而，紧接着，就是饥谨的三年困难时期。陈正雷的童年，就在这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了。

     姐姐走后，家里的日子就更难挨了。孤儿寡母，没有壮劳力，缺吃少穿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，学校收五毛钱学费，陈正雷拖了好几天也交不上。后来，上午上课时，老师说下午必须交，要不就别来上学了。

     中午回家吃饭时，陈正雷向母亲和大娘要学费，两个人都拿不出来。陈正雷急了，又哭又闹，说交不了学费他就不上学了。见陈正雷这么吵闹，母亲也恼怒起来，狠狠地给了陈正雷几巴掌，把他打得号啕大哭。看见母亲打孩子，翟大娘不干了。

“你为啥打他？他有啥错？”

“谁让他这么闹？”

“拿不出学费，也不是孩子的错。”

“那是我的错？！”

……

     两个大人吵了起来，陈正雷委屈地坐在地上伤心地哭泣。吵到后来，娘儿三个坐在地上，抱头痛哭……

这天下午，陈正雷没有上学。

    但是，日子总得过下去，总得想办法。第二天早上，母亲搜集了二斤棉花，带着陈正雷来到赵堡镇的集市上。卖了棉花后，母亲给陈正雷买了一个烧饼，又给了他五毛钱。

“打疼了吧？别恨妈。妈也是没法子。”看着儿子脸上没有擦干的泪痕、红肿的眼睛，母亲心里酸酸的。

“不疼。妈，您吃啥？”陈正雷正要把烧饼放到嘴里，又停下了。

“妈不饿，你吃吧。吃饱了好上学去。”

“您吃一点。”陈正雷掰了半块烧饼递给母亲。

“妈不饿，你是小孩，正长身体，多吃点。吃饱了，学习有劲。”

    母子俩走回陈家沟，母亲把陈正雷送到学校大门口。看着儿子走进学校大门的欢快身影，看着儿子那因营养不良而瘦小的身子，看着儿子那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裤，母亲突然悲从中来，眼泪无声地涌出眼眶，唰唰地落到地上。正是早春，寒冷的春风吹起她的鬓发，掀起衣襟。她瑟缩着身子，抖动着肩膀抽噎着。

自从丈夫去世以后，这七八年来，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儿子，和翟大娘相依为命，不仅饱受生活的煎熬，还倍受人们的歧视。由于生活的磨难，过度的劳累，不到三十岁的母亲已经开始衰老了，憔悴的脸上布满皱纹，鬓发现出银丝，身体非常虚弱。

    这一年是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期，村里办起了食堂，家家户户停火息灶都去吃食堂；还成立了生产队，村民们每天统一出工下地劳动，统一收工，到食堂吃饭。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超英赶美，农民们每天早出晚归，战天斗地，冬天积肥，春天开垦黄河滩上的盐碱地，掘地三尺深翻土地，再铺上肥料。春种秋收夏耘田，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。